“海上丝路”成就的世界首富


吕文利/

“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是2001年,美国 《华尔街日报》统计过去1000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时,对其中一名中国人所做的评价。

伍秉鉴究竟如何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甚至能够跟帝王比肩的?也许,在大名鼎鼎的广东十三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统计中有几位中国“千年富豪”,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伍秉鉴、和珅和宋子文。很多都是通过权力占有财富的大人物,唯独伍秉鉴是实打实的商人。
 

家族因对外贸易兴起

伍秉鉴的祖上伍灿廷原本是清初福建的一个茶农,之后因为生活清贫,穷则思变,迁到广州,靠做小买卖为生。一开始,伍氏家族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广州默默无名,直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这一代,伍家才渐渐在广州有了些许财富和名气。而这一切,与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兴起紧密相关。

十三行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创设的初衷是既能防范洋人,又能保证关税的收取。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前坚持的海禁政策就没必要实施了,于是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准许开海通商,在东南沿海设置了江、浙、闽、粤 4个海关,其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由于海禁刚开,到广东的外商货船很多,中国的行商却很少,货物大量壅滞。

为解决这个问题,1686年,清朝政府在广州设立 13家洋货行,主要集中在现广州西关一带的十三行商馆区,专营洋货外贸,“洋商自赴关纳税”。这就是最初的“十三行”,它也是当时清朝政府唯一承认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垄断性和官商性质。后来行商数目有增有减,并没有一直维持在 13家。

就是在十三行日益壮大之际,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抓住了机会,到十三行总商 (即商行首领)潘振承的散货档,当了一名伙计。在潘振承手下,伍国莹有了一番大历练。随着其才干、视野、人脉的积累,不甘于人下的他,于1783年,在当时广州最活跃的外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创办元顺行,第二年,改名为“怡和行”,将商名 (行商首领行走商界的别名)定为“浩官”。据说伍国莹之所以起这个商名,是因为“浩”取自其子伍秉鉴的乳名——亚浩;“官”则是因为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带“官”字的商家总比普通商户更受认可些。

不久,伍国莹宣告退出十三行,按照惯例,他得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一人接替,于是,他的次子伍秉钧成为怡和行第二代领导人。在伍氏父子的经营下,怡和行有了稳步的发展,1786年,怡和行在 20家行商中居第六,1800年,升到了第三。

可惜,能干的伍秉钧天年不永,1801年他才满35岁就病逝了,怡和行的业务便落到了其弟伍秉鉴身上。事实证明,伍秉鉴比他的这位兄长更有才干,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怡和行在珠江边上大放异彩,1807年地位上升到行商第二位,1813年为总商之首,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头。

而伍秉鉴本人,也在复杂的形势中乘风破浪,一步步登上首富宝座。

富可敌国“三板斧”

接过怡和行的大旗后,伍秉鉴抛出了自己的“三板斧”,即打点官员、交好外商、团结行商。

行商是官府与外商的“防火墙”、“隔离带”,也是“传导员”,所以行商经常要代办外商的货税,传递往来文书,管理监督外国商民,甚至协助审理中外民众的冲突案件。除了这些,行商还要以捐输、报效、陋规、贿赂等形式,向官员们上下打点。因此,伍秉鉴在“捐输”上煞费苦心:1818年,伍家就遵总督之命,捐给公共事业16万两白银,恰逢嘉庆皇帝六十寿诞,又出了 7万两报效银,据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

伍秉鉴也特别注意与外商的关系。十三行具有官方背景,所以外国商船到达广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各大行商,行商获利与否也全看与外商的关系。伍秉鉴一接手怡和行事务,就立刻与怡和行合作甚久的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大班 “称兄道弟”,希望一切合作事宜俱照“家兄生前,如常办理”。

伍秉鉴任总商后,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一直居于行商首位。仅以茶叶贸易来说,1814年,怡和行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茶叶约为 3.4万箱,占行商总额的 16%;1830年 为 5.08万 箱 ,占18.6%。

伍家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1813年,东印度公司欠广州行商款项约为 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的就有近 55万两,可见伍秉鉴与外商的关系之密切。东印度公司对伍秉鉴非常放心,每年大班离开广州时,会将公司存款和金银移交给伍秉鉴保管。

伍秉鉴还善于发时事财。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迫切希望开拓海外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1784年,美国迅速跃居对华贸易的第二位。

1803年,波士顿的托马斯·普金斯公司在广州设立了普金斯洋行,由16岁的年轻商人约翰·顾盛主持。伍秉鉴向来对新来的淘金者特别眷顾,年轻的顾盛也渴望打开局面,两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为他们带来了利润:当茶叶价格上涨或者货源短缺时,伍秉鉴可以比其他行商更多地供给顾盛上等茶叶;而等到茶叶价格降低时,顾盛又能让伍秉鉴的茶叶在美国的市场以较高的价钱出售,两人因此不断套利。

通过与美国洋行建立的良好关系,伍秉鉴还在美国进行保险业投资等。具有国际视野和投资意识,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伍秉鉴强于其他行商的主要原因。

顾盛和伍秉鉴的友谊,成就了彼此的财富,据说顾盛是“所有在广州的洋商人中最成功的典范”,他的洋行仅用办事员数人,“每年却做百万元以上的生意”。

伍秉鉴也很善于处理与其他行商的关系,并尽量照顾其他行商的利益。1811年,伍秉鉴本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唯一的羽纱销售代理人,但他后来要求“利润按比例分配给公所中的全体行商”;1828年,行商黎光远破产被发配伊犁充军,伍氏家族又筹措银两作为其生活费。

在官场上长袖善舞,与外商互通有无,把行商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三步使得伍秉鉴最终成为全国首富乃至世界首富。据估计,1834年伍家财产已有 2600万银元,堪称富可敌国。

当时一些西方人称他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是公认的世界首富。

鸦片战争后的衰弱

因为与外商的关系密切,伍秉鉴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鸦片贸易。因为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等货物日益减少,同时白银作为一种资源性商品和货币,在世界的市场上也逐渐减少,所以在中国贸易的外商迫切寻找替代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最后他们选择了鸦片。顾盛就曾兴奋地说鸦片能够带来 “漂亮的利润”,1821年顾盛宣称鸦片是唯一能够获利的商品,以至于他后来主导了广州的鸦片贸易。

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广东查办鸦片。在此之前,广州上至官员,下至行商,已经形成了一个鸦片利益共同体,官吏、行商、外商相互包庇、勾结,商界乌烟瘴气。

林则徐到广州后,传见伍家等行商,痛斥他们包庇鸦片走私的罪过,并为了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将伍秉鉴摘去顶戴,戴上锁链,将其子伍绍荣逮捕入狱。伍秉鉴当时已年过七旬,他苦苦哀求,指着自己去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对其他行商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并丧失贸易主权,行商制度面临被废的命运。伍秉鉴写信给在美国的友人说:“据说行商制度将被废除,我衷心地希望如此,我愉快地期待我将成为一名自由人的时代。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1843年9月4日,伍秉鉴去世,享年74岁,一代商界巨鳄就此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尾声骤然衰弱的缩影:他因广州开放外贸、“海上丝路”的最后繁荣而成为世界首富;又因为鸦片战争和大清帝国的没落郁郁而终。

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让今人引以为鉴的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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