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走出去:特点、问题与出路


 

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进入“走出去”的黄金时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每年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调查,除摸清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外,还着重调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影响因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以问卷收集与企业访谈的方式,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调查,总结出如下特点: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黄金期”。 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与环境利好。这是对外投资激增的主要因素。一是在政策方面。自2014年开始,我国在对外投资的审批环节上大幅简政放权,形成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改成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一系列的政策开放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潜在活力。二是资金面支持方面。2015年下半年,我国放松货币政策,信贷与社融投放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实体经济资金面整体趋于宽松。受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加之全球经济尚处于复苏期,优质低估值企业较多,促使优秀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三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方面。受2015年“8.11”汇改、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通道之中,出于远期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促使企业加强海外优质资产的配置以抵御风险。

受调查企业均表示有“走出去”的发展规划,其中73%已经开展实施,27%处于拟开展阶段。参与调查的企业63%是民企,有28%是国企,还有近一成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增长明显,中小规模对外投资势头旺盛。与2014年底相比,2015年21%的受调查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在30亿美元以上,2014年的占比为13%。这些数据反映出单个企业对外投资额的增长较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其中非金融类为121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3%,金融类为242.5亿美元,同比增长52.3%。2015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比2014年有所下滑,但仍居全球第一,达到30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美国之后,日本之前。

中国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7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投资亚、欧及北美地区较多。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欧及北美地区,比重分别为30%、29%和25%。其中在亚洲投资180起,涉及投资金额3865.75亿美元;在欧洲投资177起,投资金额1769.14亿美元;在北美投资152起,投资金额为503.71亿美元。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案例129起,投资总金额达到482.67亿美元,与2014年相比分别同比增长了24%和94%。

2016年截止到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近20%都投入到了美国。例如,2015年,复星集团以近25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巨头Ironshore Inc,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地标性酒店等。

2015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美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科技、化学品及金属、能源等方面,中国在美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房地产及酒店、信息通讯科技等方面。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为创建投资,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为并购。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命运共同体”。

跨国并购不断攀升,创建投资显著增长。自2000年~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中,跨国并购案例占总案例数的88%,可见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从2006年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数急剧上升,201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98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借力IBM品牌力度获得全球营销网络;美的收购东芝的白色家电,弥补了在核心技术上的空白,把东芝在电子控制领域的技术应用到家电智能领域,提高美的国际制造水平。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创建投资数目相对较少,但是投资金额超过海外并购金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选择在欠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得原材料和劳动力。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多以创建投资为主。另外,正在寻求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把目光投向德国,继2014年之后,再次成为在德创建投资项目数量第一的国家。

投资领域呈多元化趋势,制造业投资独占鳌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领域从过去的能源、资源类投资逐渐转向包括高新技术、服务贸易在内的多元化领域。从2015年的投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制造业占比48%,接近总投资额的一半,投资海外房地产业占比12%,信息技术、互联网领域投资占比8%,能源、金融业海外投资各占7%,文、体、娱乐占比5%,服务业占比3%,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仓储及邮政各占比2%,科研、农林牧渔业、水利及住宿餐饮业的海外投资各占1%。

“走出去”企业倾向于与当地企业结成合作伙伴。大部分受调查企业在“走出去”的运营过程中对当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三分之二的企业在目的国有当地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在受调查企业中,与投资目的国内的中国籍(含港澳台企业)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合作关系”、结成“产业联盟”的分别占比42%和38%。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已逐步告别过去的单枪匹马和恶性竞争,“抱团取暖”逐渐成为主流。

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在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因素中,“提升企业品牌”、“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国内外政策支持”和“目的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是关系最密切的因素。其中,提升企业品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优惠的招商、融资和税收等国内外政策支持对于企业“走出去”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与障碍,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何在,政府、企业、相关机构如何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遇到的典型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运营成本高、政策不一致、劳动力水平低、工会势力大、基础建设不足较为突出。企业投资意愿受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税收政策影响最大。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环节是企业“走出去”的一道门槛,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而遭到阻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税收减免政策与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和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如果目的国能够给予企业税收减免方面的优惠政策,则大大提高企业投资的意愿。

调查发现,42%的企业认为在投资目的国当地的运营成本过高,27%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政策不一致”造成了困扰,此外“当地工会势力庞大”、“当地劳动力水平欠佳”和“当地基础设施不足”也是企业在当地运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人力成本、税务负担和融资成本推高企业运营成本。62%的企业认为人力成本是造成运营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税务负担(47%)和融资成本(40%)。

国家政策支持的宣传和覆盖面有待扩大,对外投资风险应对能力有待加强。在“走出去”中获得我国的政策支持方面,累计约六成的企业表示获得过“低息或无息贷款”(22%)、“优先获得外汇”(20%),以及“对固定成本或营业成本的补贴”(20%)等一项或多项政策支持。除此之外,“优先获得返销配额”(9%)和“低价或免费保险”(7%)也是我国政策支持的方式。然而,近四成受调查企业表示没有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

面对海外投资风险,67%的受调查企业选择“加强与中国使馆、驻外商业机构、华人组织等联系”。此外,“与目的国当地企业合资合作”(51%)以及“尽量多雇佣当地人”(47%)、“购买海外投资保险”(42%)和“寻求目的国当地法律保护”(42%)是近半数企业采取的应对风险之策。有近三成企业选择“聘用第三方专业公司来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31%)、“取得目的国政府的支持协助”(31%)和“加强自卫能力及安保措施”(31%)。此外,“寻求国际组织的帮助”(24%)和“使用对冲等金融手段”(20%)也是部分企业应对风险的选择之一。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需要提前做好详尽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同时也要注意提高企业自身在法律、财务和行业等方面的风险应对能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总结多位专家观点,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低是影响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企业要纵深标准制定、翻译和对比验证,落实应用示范;政府要注重人才经费支持,完善翻译机制,推广中国标准;标准化相关机构要优化标准结构,开展标准学术研讨和推广实验。

中国企业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国际人才缺乏、文化差异大、政策不熟悉构成企业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制约因素。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对目的国政治经济形势缺乏了解、文化冲突、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等,加大了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彰显出企业跨国投资经验的不足。

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专业的国际化团队。人才问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关键瓶颈。对此,企业应落实“本土化”、聘用国际人才,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政府要改革绿卡制度、发挥驻外人才资源、推动土洋猎头交互发展;人才中介机构要深耕细分市场、规范人才寻访经营。

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良好沟通,成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问题。对此,企业应正面回应、承担责任、进行媒体公关;政府要引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本土NGO“走出去”;中国本土NGO和行业商会要助力实施,联结国际社会,树立典型、开展绩效

评价。

东道国的工会活动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构成巨大挑战。工会沟通不当导致海外利益受损的案例屡见不鲜,对此,企业应主动认识工会、重视工会、与工会建立信任;政府要积极对话高层,协助开展公共外交;各行业商会要建立境外商会组织,加强与当地工会和商会的联系。

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缺失,削弱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对此,企业要建设品牌内涵,聚焦产品、宣传创新,构筑行销网络;政府要强化法制保障,打造民族品牌,加大海外推广力度;商会要抱团协同发展,跟进国际品牌战略。

法律风险成为除政治风险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对此,企业要增强法律意识;政府要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发展法律中介服务;律师行业协会要成立专门委员会、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应对能力尚需提高。为此,企业要投保监控预警,借力仲裁渠道;政府要健全法规制度,设立基金补助;建立风险评级,参与全球合作,提供多元化风险管理服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建立风险评级,参与全球合作,提供多元化风险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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