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8：三大外因影响中国经济

2018年，三大外部因素或将影响中国经济



 

2017年的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度实践中将划上圆满句号。十九大召开释放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而且制定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两步走的时间表。2018年是十九大后第一年，人们对明年的经济充满了新的期待。

但不容忽视，仍然还存在一些或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这里我们对2018年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的外部因素做了一些梳理。
 

经济因素

世界经济增长态势是2018年全球经济大环境最重要的描述指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调高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各自预测水平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世界经济增长更高预期的一致性。
 

中新社发 张进刚 摄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领先指标PMI指数都在扩张水平以上且渐进上行。美国、日本、欧元区进出口不断增长，显示互为市场的外需环境不断改善。市场预期欧央行将在明年9月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过2018年欧元区19个国家中有十三个国家将继续宽松的财政政策，这将继续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

预测显示，日本2018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今年，但应该可以达到1.2%的水平。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明显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不断企稳，依赖能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尼尔尼亚和南非等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整体显示乐观预期。中国和印度保持全球比较下的较高增长被国际社会预期。

全球经济相对景气的乐观，外需市场改善，全球贸易较今年有进一步增长是可以预期的，这对贸易大国的中国经济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
 

非经济因素

地缘政治是影响全球乃至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非经济因素。中东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能源价格、投资环境，无疑将牵动各方利益。2018年中东局势的复杂性没有改变，中国要一如既往密切关注，见招拆招步步为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新社发 潘旭临 摄

非洲政治一直不稳定，突发事件和黑天鹅事件频发，近期的津巴布韦事件再次警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合作要需要加大对非洲政治大环境的研究，减少经济损失。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不稳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英国脱欧以及引发其他欧盟国家脱欧思潮的波动，都会对本国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德国一直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德国经济稳定对整个欧洲经济稳定举足轻重，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德国近期大选后组阁失败可能重新大选显示的体制的不稳定表示担忧。

对中国来说，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如何处理朝核问题、萨德问题、与日本的关系、南海问题中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是更直接的影响2018年中国经济的非经济因素。保持各层面的沟通，减少双边和多边的误解和误读，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处理中国近邻关系的既定方针和智慧之举。

不论是外部的经济因素还是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也很难量化，但改革开放三十年融入国际社会的经历，基本应对措施还是有充分的准备的。

美国因素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新变数。

美国在2017年对中国启动301条款，按照美国国内法对中国进口提出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对美科技企业的投资设置更大的限制，都对双边贸易和经济活动造成困扰。

中新社发 黄力生 摄

不过301条款调查一般要半年到一年，我们要利用调查给出的缓冲期，玩好特朗普总统一以贯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游戏。

美国财税制度改革已获众院通过。虽然美参院有不同版本的税改方案，主要是实施时间推后一年以及降低收税成本的一些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因为明年的议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有通过税改的意愿。

税改主要改变部分是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0%，个人所得税从7个档次减少至4个档次。所得税大幅下降将大幅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对于国外直接投资和美国海外企业的回归有重大的吸引力，对中国部分综合成本较高的制造业应该是有吸引力的。

个税的调整是吸引各方面人才的重要举措，在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竞争。

中国需要较细地比较一下中美综合成本，特别关注那些具备向高端制造升级的企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比较，考虑政策的调整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避免美国税改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上任带来美国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向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11月特朗普总统提名鲍威尔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分析认为，鲍威尔会向特朗普总统希望的那样采取温和的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接近潜在增长速度，而且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胀明年会超过2%货币政策的目标，达到2.1-2.3%的水平，因此明年4次加息也是被预期的。美元更高的利息意味着美元收益率提高，会吸引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资本流入美国。

实际上近两年来，中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不合理的对外收购活动，设置对外投资一些领域的限制，管控资本大规模流出，就是对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的应对，2018年这些举措可能需要延续。

十九大以后国内将推动更大开放格局的战略，在资本流向管理方面，以及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改革方面，中国仍需要采取更平衡的政策和措施。

至于人民币汇率，在央行中间价新的设定规则下，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相对贬值对人民币产生的综合贬值影响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

(本文作者左小蕾 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